互联网人离开美国时，都在想些什么？

对王涛来说，回国是出国第一天就规划好的事。

2014 年硕士毕业，比大多数人幸运，王涛进入了雅虎，成为了一名前端工程师。三年后，在即将拿到绿卡之际，王涛选择回国，加入了一家百亿人民币估值的独角兽大公司。

某种意义上，王涛是当下时代的一个缩影。2017 年的互联网世界，中美之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人选择去往美国工作，而也有不少人选择回国发展——甚至后者比例更高。

外化的现象深处，总有一些内在的原因。如此，我们就想要探讨一个问题：那些离开美国的互联网人，都在想些什么？

一.

王涛：强烈的“中国人”身份认同

王涛是回国候选人中最特殊的一个。他是受访的候选人中，最有可能拿到绿卡的，但却是回国意愿最强烈且最不易改变的那一个。

2008 年，因叔叔在美国工作，王涛选择本科出国读书。家里人本打算王涛能在美国念完本科、硕士，找一份工作，拿一张绿卡，和他叔叔一样扎根下来。但出国第一天，王涛就没打算在美国常待，更别提扎根落户，回国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王涛解释称，这样的想法更多来自“爱国”——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使得王涛不喜欢在美国呆着，即使身边有不少同学想要入籍，但依然没能动摇他的想法。“在美国呆的时间越长，越觉得自己爱国。”王涛还记得，2009 年看阅兵式时，热泪盈眶的场景。

为回国这一想法，王涛和家里人争吵过不止一次。

不过，既然出了国，王涛也没想硕士毕业就立刻回来。那样的话，一是加剧家庭矛盾，二是出国的意义也不大。王涛给自己定了个期限，最多三年就回来。他说，这是他能忍受（在美国呆）的极限。

2017 年，恰逢雅虎被 Verizon 收购，从 14 年 1 月入职雅虎，17 年 2 月离职，刚好三年。王涛觉得”冥冥之中注定”。

进入雅虎工作，毫无疑问，王涛是同届毕业生中最幸运的那一个。幸运延续到了他的三年职业生涯。工作第一年，王涛就拿到 H1B 工作签证。之后雅虎就帮助王涛申请了绿卡排队。理论上来说，只要王涛继续在雅虎工作，2019 年左右就能拿到美国绿卡。

当同学们焦头烂额忙着，从密歇根州跳到硅谷工作，再想办法拿到 H1B 工作签证和绿卡解决身份问题，王涛最是从容，却最不看重这一切。

或许，王涛的决定出人意料，放弃了别人梦寐以求的大公司工作机会和绿卡机会。但也可以说，王涛的决定也在情理之中。每个人看重的不一样，在王涛这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比其他更为重要。

回到中国，王涛说喜欢北京的人来人往，硅谷的冷清让他不适应。现在的公司上班打卡制，规律生活的他也并不反感。

相比起在美国工作每一天时刻都在想着尽早回来，他说，现在的工作生活让他平静稳定。

李宁：职业转型太困难

回国的原因，在李宁这里，变成了”职业转型太困难”。

2009 年，普渡大学硕士毕业后，没能如王涛那般幸运，李宁只能选择在一家美国小公司从事技术开发。彼时，金融危机正盛，李宁身边的绝大多数人都抱着一种想法——”能找到工作解决签证问题就不错了。”

对李宁来说，在小公司工作，并不算是困扰。相反，最大的折磨是他不愿意”写代码”。尽管李宁就读的是工程技术专业，最对口的工作就是”写代码”，但他却不愿意将其当作谋生手段。”做产品”反而是李宁愿意从事一生的职业。

然而，实际情况是，在美国，从技术转向产品岗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产品经理没有本科对口专业，因此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需要很长培训周期的岗位。对美国公司来说，招聘一个应届产品经理本身就是不合算的，更何况招一个应届留学生更不合算——在薪水之外，公司还得负担留学生与身份相关的其他成本。”

在”想做产品”与”转型困难”之间踌躇，李宁决定不再拘泥于在美国待着，回国。

2011 年回国，李宁依然没有找到一家合适的公司，从事产品相关的职位。在一家外企过渡了三年技术开发之后，终于在 2014 年如愿进入了 BAT 大厂之一，从事产品岗位。

2016 年底，在认为具备了足够积累后，李宁离开了大厂，通过 100offer 平台进入了一家创业公司，担任产品总监一职。

如果以年薪计算，如今李宁的年薪，刚好达到 2011 年回国前的美元薪资水平。但李宁表示，当年回国转型不后悔，而且应该算得上成功。李宁说：”做产品这三年时间比做技术开发的五年时间，成长都要快。”

更重要的是，做产品本身就是李宁最想要从事的职业。对于未来职业规划，李宁没有明确的大厂还是创业公司的偏好，但只要做产品都是开心愿意的。

显然，没有回国，李宁也就不可能有之后的这一切。

常远：无法避免的文化冲突

和王涛、李宁不一样，常远的职业规划路线是”国内工作——出国——回国”。

2007 年，在国内读完硕士，常远一开始并没有出国的打算。辗转工作四年，2011 年常远开始在一家美国互联网公司的中国分部工作，担任技术项目管理一职。

2014 年底，考虑到”更深刻理解公司文化”的需要，常远在公司内部调岗，去往了美国总部工作。

和王涛不同，常远并没有对在美国拿绿卡、扎根落户有强烈的不认同；和李宁也不同，常远并没有职业转型相关的难题。更多的，常远将这一次出国看作是一次整个家庭的体验——出国的两年时间里，常远的妻子有机会在美国大学读书再学习，他的孩子也在纯正的英语环境里学习语言。

但是，常远并不打算在美国久待。他将原因归为”文化冲突”。

“感受美国文化越深，就越觉得应该回来。”常远说，”归根到底，我是一个中国人。从小接受到的教育是中国的传统教育，与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总是有冲突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常远需要与公司美国总部的同事频繁沟通，而不只是对着电脑敲代码。即使能听懂美国人的俚语、段子，但常远始终觉得，融入不进美国人的群体，有着一种深深的”孤独感”。

另一方面，即使希望孩子能接受纯正英语环境教育，但常远依然想要孩子接受亚洲式教育，以及不愿意让孩子变成”香蕉人”——即外表是黄种人，内在是白种人思维。

在工作中，常远接触到不少 ABC（美籍华裔）。在常远看来，他们也有自己的困惑——看起来像中国人，但却不懂中国人，而美国白人群体也不一定接受他们。

2017 年初，在公司内部有一次调岗中，常远选择了回国。这一次，他有了新的想法——回国之后，常远的下个打算是移民新加坡。

在美国呆了两年之后，常远也对中国的”生活成本高、环境差、节奏快、竞争大”等现状不太有好感。考虑到新加坡与中国在文化氛围上更接近，常远希望能举家迁往新加坡。”我们全家都对新加坡怀有好感。”

对于已经过 35 岁的常远来说，家庭稳定及孩子教育，可能比职业升迁等等更重要。

二.

也许你发现了，离开美国时，他们想的都不一样。王涛的离开原因，在李宁这里却不是主要问题；李宁的困惑，王涛也不曾有过。

事实上，是否离开美国，这本身就是一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选择题。对那些去往美国长期工作甚至定居的人，影响李宁三人的选择因素都不存在。

你会发现，李宁三人都是在美国工作了不长的时间就回国了。以三人抛砖引玉，我们可以观察到离开美国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当然，这不是意味着有这些因素的你，就不适合去往美国工作，而是在”常待美国甚至在美国定居”这件事上，也许你会遇上难题。

身份认同

像王涛那样”爱国”的，并不稀少。或许不少人在国内没太多感受，一旦出国，”爱国”的情绪反而热烈。

在他们的眼里，出国只不过是一次工作或生活机会。对于”中国人”的身份认定，使得他们一定会选择适当的时间回国——即使如王涛那般，绿卡已经触手可及。

文化冲突

可能有不少人，并非一定有强烈的”中国人”身份认同，但中美文化冲突始终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大困难。融入不进美国文化，让他们始终有一种客居异乡的感觉。长此下去，回国也就成为了必然选择。

签证、绿卡、职业转型和升迁困难

非本国人的身份，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人的职业规划。正如李宁提到的，招聘一个外国人会给一家企业带来比招聘本国人更多的成本，尤其对一些小公司而言。

在这样的情况下，涨薪、升职、转型对本国人和外国人的机会总可能是不对等的。甚至，在这些因素之外，出国最基本的困难是，如何获得工作签证以及”绿卡”。

家庭

对很多候选人而言，家庭是职业规划的重要影响因素。除了打算移民新加坡的常远，我们接触了不少其他候选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家庭原因选择回国。

出国 14 年之久的谢勇想要自己出生在美国的孩子接触真正中国文化，决定回国发展；出国 6 年的金明，想要陪伴家里生病的老人，也决定回国。

依然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因素都不是适用于任何人的决定因素。只不过，在考虑去往美国工作、久待、定居时，或许你应该将它们纳入考虑范畴。

三.

当然，在国外工作之后，三位候选人对中美互联网环境又了自己的观察。二者有什么差异，或许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看法中，一窥究竟。

技术、观念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创新方式的不一样，是能感知到的中美互联网的最大差异——美国更偏重技术创新和观念创新，而中国更偏向商业模式创新。

常远说，美国常常做一些在我们看来没什么商业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中国则更多诞生一些有强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常远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58 同城和 Craigslist——前者是商业模式创新，后者则是观念创新。某种程度上，58同城受到了 Craigslist 的模式启发，但比后者在商业模式上更丰富和清晰。在 Craigslist 在默默运营之际，58同城却能后来居上，在纽交所上市。

不过，常远也表示，这种创新方式的差异并没有孰优孰劣的高下判断，而更多是与中美互联网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相关。

互联网金融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在美国，人们的理财方式已经丰富完善。但在中国，消费升级的背景下，普通居民刚刚有了闲钱，但没有合适的投资渠道，P2P 等互联网金融服务也就顺势而生。

创业开心与苦逼

创业是时下最热门的选择。但常远认为，中美两国对创业却有不一样的理解。

在常远眼里，大多数中国创业者信奉的是淘宝的创业故事——一群人跟着马云，领着微薄的工资，辛辛苦苦从零开始创业，最终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商业模式，成功上市，并实现了个人财富自由。

在美国，创业则更多被描述成：一群人为了同一个目标，开开心心做事。”Facebook 的诞生更多是出于社交泡妞的需求，尽管过程同样艰辛，但创始团队更愿意强调的是共同创造一件产品的幸福。”

“美国创业者可能打心底是相信所做的这件事，而中国创业者可能根本不相信，更多想的是上市分股票。”常远这样认为。

智商和情商

中美互联网人才工作环境的差异，也是一个不得不提的话题。关于这一点，王涛认为，”在美国，你只需要智商高。程序员会写代码，产品经理能理解用户......即可。但在中国，可能你也需要情商高。”

王涛说，这样的差异也许并非只是在互联网行业，而几乎是任何行业、任何场合。

智商和情商的差别，其实反映的是，中国可能更是一个人情关系社会。即使互联网行业是一个相对公平的行业，但中国人骨子里的”打好关系”的想法，也使得工作不只是需要智商（能力），也需要能融入环境和圈子的情商。

当然，或许这样的中美互联网差异，只是候选人的观察，带有明显个人的主观色彩。真实差异环境是什么，应该是这些片段支撑起来的完整画面。只不过，这样的完整，也许并非一言一语能道明的。

四.

如上所言，出国与回国，是与每个人性格、经历、事业追求等等因素息息相关的选择。有人离开，就有人选择离开。

在采访中，几位候选人都表示，身边留在美国与离开的人，比例大概是一半一半。这也正是 100offer 准备启动美国市场的意义所在，一方面帮助想要去往美国的候选人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帮助想回国的候选人稳定适应国内环境。

截至目前，100offer 平台上美国的候选人比例不到 1%，这条路任重而道远。

是否离开美国，你的答案是什么？

（为保护候选人隐私，文中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