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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末的北京，刚下完第一场雪。卸下帆布袋和羽绒服后，钟立风坐在这个他所熟悉的客厅里，捧着一杯热茶笑得很亲切。前些时日，就是在楼下那间录音棚中，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七张专辑《爱情万岁》，而这张专辑在上周五已经正式发行。 自1995年离家北上，钟立风已经在北京生活了21年的时间。21年、7张专辑，从彼时的“新红白蓝”到如今的“蓝色旅人”，这些年以来，钟立风并没有跻身大潮，参加各种音乐节目。在中国民谣的历史变迁之中，他似乎一直倚坐在某个聚光灯之外的高脚凳上，拨动着吉他，不动声色地看着人来人往。“我这样的歌手好像注定不是属于大众和主流的，非常流行的歌曲和非常接近人民的声音，我好像写不出来。所以，我们这些人就有点曲高和寡的感觉，有时候我也会觉得遗憾。”钟立风说道，“但另一方面，我很喜欢一个词叫做‘微暗的火’，就是只要它愿意，就能爆发出所有光亮，但它并不是这样，而是愿意以低调、优雅的方式去燃烧，周围的人却仍感受到它的明亮和温暖。” 离家北上以为签了公司就能成名 1974年2月16日，钟立风出生在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后来，他才知道，当年汤显祖就是被贬官到自己的家乡，写下了名垂千古的《牡丹亭》。钟立风小时候是一个孤独的少年，他的母亲总是会时不时地哼上几句越剧，和其他江南小调。在那些旋律中，他总能听到许多难以排解的愁绪，“后来我发现，我所有写作的灵感都来源于童年，都来源于自己家乡的水域。我的歌里有一些柔美的、细腻的东西，都是家乡给我的，江南雨绵绵的那种，让自己内心发霉、涨潮的感受，都作为养分进入了我的心里。” 在中学时代，钟立风接触到了吉他。后来，他以吉他手的身份进入了浙江歌舞团。在杭州当乐手的日子里，钟立风开始尝试着写歌，当时，张楚、窦唯、郁冬等人，都给予过他不同的触动，“那时候，我在电视里看到郁冬唱《露天电影院》，‘当他们接吻的时候，我感到伤心’。我觉得，这不就是我吗？”在江南成长了20多年后，钟立风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当时觉得家乡人的生活太千篇一律了，自己内心一直有一种涌动的感觉，特别想要追求流浪的状态。”于是，在朋友的推动下，年轻的钟立风怀着当歌手的梦想，来到了北京。 “一开始到北京唯一知道的事，就是各大唱片公司的地址——正大、大地、红星唱片，有郁冬、老狼这些歌手，这跟广州那边做流行音乐的是不一样的。”钟立风说，自己在来北京之前，根本不知道北方是什么样的环境，“但是觉得如果自己要成为一个歌手，应该就是这种类型的，因为我的作品也跟他们是一路的。所以只要找到唱片公司，肯定就会签约，能成名。那时候就是抱着这样年少无知的心态，拿着自己的歌谱和琴，跑到老板面前唱起来。”回忆到这里，钟立风笑着摇了摇头，“现在想起来，我也是够傻够鲁莽的。后来机缘巧合，还是差了一点。有人说，你早一年来，就能赶上那个民谣时代的班车了，但是我觉得，如果当时真的赶上了，命运随之改变，后面的这些作品，也许我就写不出来了。” 酒吧驻唱一周的生活费只有80元 来到北京之后，钟立风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白石桥的民谣酒吧唱歌，“当时老狼、张楚、郁冬都已经成名了，但还是会过来玩，等客人全走光了，郁冬也会上台来一首，大家相互交流。”在酒吧唱一次歌，酬劳是四十元，钟立风一周会唱两次左右，所以八十元钱，就是他七天的生活费。那段时间，钟立风的生活颇为清苦，不过，也正是得益于那段经历，他收获了更多金钱之外的东西，“我在那里认识了很多诗人、艺术家，他们都会比我年长十岁左右，我接触了很多他们的诗作、画室，看到了不同形态的艺术表达。我后来的知识沉淀跟这段时光有很大关系。” 钟立风说，当时酒吧里鱼龙混杂，有喜欢罗大佑和陈升的小伙子，有三陪女、流氓，有各种杂志的记者，还有一整个寝室的为听他而去的女大学生，所以那段岁月里，发生了不少趣事，“有一天，一个大哥级的人物突然来问我会不会生火炉，因为当时要靠煤炭取暖嘛，我就实话实说不太会，他就说，要提供有暖气的楼房给我住。”再三思索之后，钟立风决定先去看看情况，“后来我就跟他去了五棵松，房子挺大的，三室，也有暖气，但是里面居然住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于是他又回到了自己位于护国寺大街附近的小平房，继续生着煤炉过冬。 对于旧时居住的地方，钟立风如今依然会时不时地回去走一走，“我的住所旁边就是梅兰芳故居，走几步就到新街口，可以逛逛旧书店，再过去就是辅仁大学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而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钟立风经历了来北京之后的第一段爱情，“我在那边的研究生宿舍也住过一段时间，当时觉得有一个女生很美，她是山东大学来的研究生，学画画的，比我年长两三岁。”那时的钟立风留着一头长发，经常在院子里弹琴唱歌，“她后来跟我说，我刚进去的那天她就看到我了，一个风尘仆仆的少年，拿着琴从门前穿了过去，特别意气风发。”钟立风说，那段时光很美好，“每个阶段，我总会遇见一些美好的人和事，当时那个女生对我帮助很大，她也给了我很多艺术的书籍，很感谢她。” 如今的民谣被搞得很浮躁很主流 虽然初来北京时，钟立风怀抱着“成名”的愿望，但是后来，他发现自己潜意识中对主流文化存在着抵抗。“作为民谣歌手，几乎没有人不喜欢鲍勃·迪伦，但是我就不喜欢。我觉得他身上有很多美国式的文化，而美国式的文化是引领着全世界的，而我不喜欢主流的东西。就像奥斯卡每年有那么多影片那么受关注，但我只喜欢里面一个环节——最佳外语片，因为这个单元不是特别受人关注。有位哲人说过，‘大多数’都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一个东西被人过多地消费和关注，它就变质了。” 钟立风认为，这种变质的状况，也存在于如今的民谣界中。“我现在已经不太乐意提到民谣，因为这两个字肯定不是像现在大多数人所说的那样。民谣其实是一个非常含而不露的表达，它不太应该上电视的。民谣，民谣，就是民间之歌谣，它真正的魅力是民间的传达和传播。这种传播是需要时间的，民谣的另一个名字是时间，需要慢慢地积淀和滋润。”钟立风名字里的“风”字，就是古时候民谣的含义，“《诗经》里风雅颂里的风，就是慢慢流传下来的世俗、民情，而不是我们随便谱一首歌、一首诗就是民谣了。它真正的魅力是需要时间去展示、传播出来的，而且，当一曲真正好的民谣降临的时候，你就会想去拥抱这个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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