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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秦勇组建了自己的乐队。22年前，他加入黑豹，成为继窦唯、栾树之后的第三任主唱。12年前，他开了一间家具厂。两年前，他回归大舞台，人们才知道为了陪伴得了“重度感觉统合失调”的儿子，他付出了那么多。 2014年2月，当秦勇出现在央视《出彩中国人》舞台上时，评委蔡明瞪大了双眼，吃惊地喊叫起来：“秦勇？你是原来黑豹乐队的秦勇？” 那一刻，不知有多少人的心情难以平复。固然，那是对秦勇曾经的成就的致敬，但更多的是勾起了人们对中国第一代摇滚歌手的忆念。 张楚“死了”，何勇“疯了”，窦唯“成仙”，崔健多年沉寂，秦勇隐退……黄金时代的摇滚就像一种诅咒，让一个个丰沛的灵魂在嘶哑地喊上几嗓子之后就长久绝响。随着社会前行，人们不再“一无所有”，《最炫民族风》和《小苹果》成了耳朵的主动选择，干预人的精神困境已经不是音乐的功能选项。 1994年红磡演唱会之前，何勇曾对香港媒体说，香港没有音乐，只有娱乐。今天，这块消逝多年的板砖，早已砸了个回头。所以，当熟悉那个时代的人们见到中年的秦勇在和一群“无名氏”同台竞技时，不觉潸然。 1986年被认作中国摇滚乐的起步之年，也就在这一年，秦勇组建了自己的乐队。时光一去30年，这次采访，自然会进入一种回忆的情境。 消失的长发 2016年10月13日见到秦勇，起初竟有点无话可说，我决定从头发说起。 他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的时候，有了一些自己的新歌，但还是唱了黑豹的经典曲目—《无地自容》。声音一如既往的好，但回头比对90年代的现场，秦勇在表现上明显少了一些锐利和狂放，而多了一层深沉与浑厚。 和青年的激烈一同消失的，是他的一头长发。2004年末离开黑豹，也离开乐坛之后，秦勇就剪掉了长发。一头长发，几乎是当时的摇滚歌手的标记，也是反叛与愤怒的象征。但时代在变，那时人们已经常常跟秦勇说，你那长发，“跟一墩布似的”。 “自己也感觉，留长发也渐渐留烦了。” 他离开的时候，也正是音乐变成娱乐、摇滚乐渐渐从一种思考社会的工具变成一种纯粹的消费品的时候。所以这一剪，有点佛家味道，“剪去三千烦恼丝，化做自得一微尘”。 长头发陪伴着他成长。“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就追着我满大街跑，按着给我剪头发，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护这头长发。后来展现了唱歌的天赋，才算把老师给征服了，他说，噢，你是艺术家，那就给你点特殊照顾，你可以留长发。” 可想而知，这一头长发对秦勇意味着什么。只是，剪去的时候却是平静的。“与时俱进，”他说，“随着岁数增长，也就渐渐地不把这些表面的东西看得那么重要了，更多的考虑是怎样让自己身心更愉悦。” 时间有颠覆一切的力量，在留长发被视为另类，不被社会主流接受的时候，他们极力抵抗，保护自己的长发，而当你大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外观的时候，长头发就不重要了。这个时候的秦勇，已经认为“愤怒是无能的表现”。 这正隐喻着摇滚的命运。 “我突然感觉，我十几年前所幻想的那些情景，现在都已经实现了。我出道的时候非常禁锢，‘摇滚’被视为洪水猛兽，这两个字甚至都不让提。所以歌手戴着面具，观众也戴着面具，一起在一种非真实的状态下反抗，正因为如此，大家觉得这种音乐特别有新意，有革命性。” “后来我们理解了，反抗的目的是为了大家可以揭下这种面具，去让生命自由绽放，让它更加精彩，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如何去掩饰自己上面。现在和观众互动就发现更加容易了，因为孩子们懂得怎样去享受，音乐一响起来他们就知道该怎么做，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样子。” 顺着秦勇这个思路进行逻辑联想，今天摇滚乐的边缘化，其实正是摇滚乐的成功。 摇滚精神 在今天处于中年的那一代人，对80年代总有说不清的情愫。人们怀念的不是那个时代的生活，而是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理想是相对恒久的，是一种信念，它无法以今天的快餐时代为温床。 时代理想具体到摇滚乐，就被称作“摇滚精神”，这一概念至今仍很模糊，但至少包含着要挣脱、要自由、要实现人在灵魂层面的自主。然而“摇滚精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事后的总结，而不是那一代摇滚人主动进行的意义建构。 秦勇接触摇滚，大约是在1983年或1984年。那时，在深圳一个文工团工作的哥哥回北京，在火车上“捡”了一个叫比尔的美国大汉，身高1米96，是秦勇家那栋楼里进来过的最高的人。“而且是金发碧眼，就跟野人似的。” 比尔是个背包客，他准备到最具中国象征意味的天安门广场去露营过夜，秦勇对他说，你去了会被抓起来，不如在我们家住。留宿家中的比尔打开了他的背包，里面有上百盘摇滚乐磁带。他掏出来一部“Walkman”，把耳机塞进了秦勇的耳朵里。 “你无法想象人在当时第一次听‘Walkman’的感觉，简直一下子来到了音乐的天堂，突然塞到你耳朵里，能让你一下子拥有一个宇宙。”秦勇说，“那时候我们听音乐，都是用一个大喇叭，或者板砖一样的录音机，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人享受耳机的那种音效。” 摇滚乐的激情和想象力在那一个晚上让秦勇着迷，比尔看他喜欢，就提出办一个“Party”。 “什么是Party？” “就是一堆年轻人，在一起喝着酒，弹着吉他，唱着歌。” “噢，那可以办一个Party。” 秦勇的哥哥认识崔健，把他的整个乐队请了过来，在食堂里搭了一个舞台，电吉他、贝斯、鼓都有，大家轮流着唱歌。崔健上去，唱的是还没有公开演出过的《一无所有》。比尔没有想到在中国还有这样的音乐，也异常兴奋，拿出从美国带来的牛仔布鲁斯口琴，一起伴奏。 那天就是秦勇的摇滚人生的开端，他认定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音乐。同时代的一批玩摇滚的北京孩子，后来大红大紫，但在起点上，纯然是因为个人兴趣。这群年轻人从没想到过，它可能转换为一种商业，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供人消费。秦勇说，后来这种兴趣就升华到爱了，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音乐可以替代它在我们心中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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