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妈妈在镇里的副业社上班,副业社下设好几个小组,有铁器社、代销点、缝纫铺、剧团、照相馆、舞狮队……等等。老妈那时是缝纫铺的负责人,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裁缝师傅,她带着十几个人在一间大房子里干活,缝纫机的哒哒声一天到晚响个不停。 当时照相馆可是个时髦行业,老谢伯伯是负责人,他梳着背头,衣着很整洁也很时尚。因为他经常要出去给人家照相,所以看到的衣服款式很多,遇到相中的衣服,总是画出样子让妈妈帮他照着做。照相馆和缝纫铺离得很近,他有时候就跑去给妈妈说,叫恁家的闺女去帮我照张相吧。到照相馆一看,原来是他的一卷胶卷剩下一张没有照完而急着冲洗。因为给顾客说好了取照片的时间不能耽误,所以就叫我去照相,把这卷胶卷照完就可以冲洗了。 照相馆收拾得很干净,老谢伯伯根据顾客的需求帮他们选用不同的背景,大多是蓝天白云、鸟语花香之类的,他指挥我在背景前面的凳子上坐正身姿摆好表情,然后就跑到照相机跟前,头往红布里一钻,另一只手捏着快门的气管,摁一下,灯光一闪,咔嚓一声,这张照片就OK了。过不了几天,老谢伯伯就把照片给送到了缝纫铺,做工的阿姨们放下手中的活计围成一圈看,都夸相片照得好。那时大多是黑白相片,我曾偷偷溜到他的工作间,看到的是黑黑的一间小屋子,横七竖八扯了好多绳子,还有脸盆之类的,绳子上用夹子夹了好多照片在晾干。后来,老谢伯伯用那个什么水彩颜料把黑白的照片,经过加工就能变成彩色的了。他的照相馆门前墙上挂了两个大镜框,好看的相片都放在里面说是当范照,相片上人物嘴巴红红的脸蛋红红的,衣服也被染成了五颜六色的,煞是好看。有幸我的相片也当过范照,但更多放的是他家漂亮三女儿的相片,让那些爱照相的青年男女们观看欣赏,从而激发起他们的消费欲望,还别说,照相馆的生意很不错! 老谢伯伯给副业社的几个小组都照过相,像老妈的缝纫铺里的那些阿姨在照片里笑得非常灿烂,有时候旁边会有个小孩子,或是表哥或是我或是其它阿姨的孩子,我们或站在前面或站在一旁各具情态,表情往往出乎大人意料,叫人忍俊不禁。那时候照相可是件奢侈的事儿,这使我们在长大后对老谢伯伯印象非常深刻。 后来我小学和初中毕业照都是老谢伯伯给照的,他总是说你和小时候变化太大了。时光总是大步流星往前走,转眼到了高一寒假,上大学的表哥回来了,他在学校里学的是法律专业,其中还有照相这门功课。于是,我们每个表弟表妹都成了他镜头下的人物,他跑到各家去照相,还带着我们去南岳庙、伊川书院等古迹去拍照,然后冲印出来送给我们。高中毕业了,班主任赵老师请照相馆的师傅到学校小花园给我们拍毕业照。我们先照了集体合影,后来同学们三五成群的在一起照相,或者一个学习小组的或者一个乡镇的在一块儿合影。当时有另一个乡镇的男同学提出和我单独照相,我的脸砰地一下红了,那时在学校男生女生不怎么说话,听到他的话以后我忙摇头摆手,一溜烟跑回了教室,说好和其他女同学的合影也泡了汤。 考上大学后,我们班长是来自兰考年纪比其他人都大好几岁的男同学,他多次提出要到我们学校门口照相,因为校名是郭沫若先生题写的。元旦那天,我们全班二十九名同学在学校门前合影,班长专门请照相师傅把郭沫若先生题写的校名大大地显露了出来,这当然其中还包括我那位来自台湾高雄的女同学。大学时拍了很多照片,有元旦晚会的有学校运动会的,还有我们到福利院做义工的给台湾同学举办生日party的外出游览的……彩色照片里红墙白杨青瓦,柳絮枫叶雪花……全部都是真人真景,无一后期制作加工。系里有专门的老师负责拍照,特别是毕业时拍的照片最有意义,和元旦时在校门口拍的相片有很大不同,我们褪去了青涩稚嫩而风华正茂。一张通知书,我们相聚校园;一本毕业证,我们各奔西东,从此不常见面,而同学这一称呼却陪伴终生…… 参加工作以后,拍照的机会就更多了,有艺术照工作照风景照当然还有婚纱照。但比较经常遇到的是新闻单位采访,有时候在电视上或者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镜头或照片总有点不大好意思。我曾用过两台照相机,特别是后来购置的傻瓜相机,只需对准人或风景“咔嚓”一下就好了,于是家里就多了一本一本的相册。有时候朋友来家里做客,免不了搬出一摞来,邀请他们分享照片及照相的故事。后来有了手机拍照就更方便了,随时随地都能拍照,对自己的照片不满意了,可以P一下,整得跟明星似的。有了女儿儿子以后我会经常给他们照相,照片按年代建一个文件夹在电脑里保存下来,闲暇时候带他们一起看看,感到非常有趣也充满了浓浓的幸福感,孩子们对自己的成长过程一目了然,拍照多了也不怵镜头啦,长大了以后自己摆出各种pose自己diy。遇到过生日或者拍毕业照,我还是会带他们到照相馆去,虽然相比以前高端大气上档次,但那种情愫孩子们是无法理解的。 上班族使用率最高的是一寸免冠照片,照一次可以用好几年,很多证件和表格都要用到。直到有一天同事说:“姐,你以前好年轻呀!”言外之意是我现在有点老了。该去照相馆再拍一张近期免冠照片啦,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