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实证明，这并没有多大意义。

        每个周六（按照学校规定），全校学生会参与整个学校的清洁工作。我们班有八个组，我所在的一小组被安排打扫班级教室——我和小鹏负责扫地拖地。

        老师安排完工作后便离开了。我的朋友可能不习惯这些体力劳动，显得烦躁不堪。那是6月的下午，天气已经很热了。他穿着一件黄色的短袖，在教室的门口来回踱步，挥舞着手里的苕帚。

        我扫完地后，走过去拍了拍小鹏的肩膀。他转过头看着我。

      “干什么？”

      “该你拖地了。”

       “我不拖。你拖吧！”

         我感到不可思议，告诉他，如果不能按照规定做完卫生，我只能向老师报告。

         时隔二十二年，我已经记不清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能记住的，是他突然用身体将我从门口一路撞到了讲台的另一侧——他用手里的苕帚拍打着我的头，细苕秆戳在我的脸上、耳朵上。我不得不用胳膊护着脑袋，避免受伤。

        小鹏尖叫着拍打着我，这过程大约持续了五分钟。

       “你去拖地，”他停下手中的苕帚说，“还有，如果敢把这事告诉老师和家长，你肯定完蛋。”

         我被打懵了，含着眼泪把教室拖了一遍。临末，他特别细心地告诉我“把眼泪擦干净”。

         因为没有表面伤痕，我被打的事没有被人发现。那时我在想，或许是他心情不好，又或许是我要报告老师的警告激怒了他。我曾判断这是一次突发事件，毕竟在10岁的小学生之间，打架是常有的事。

         但我想错了。时隔多年，在接触了大量的刑事、家暴和纠纷事件后，我明白当这些“突发事件”在没有得到有效干预之前，它将被扩大为一种习惯性的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