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记忆被局限在鄂北某个县城的一条长街上。西街头是低矮平房的家，另一头是学校。我记得太阳总是从那头上升，在家的背后落下。太阳和长街就是我的全世界。

       但10岁发生的事，常使我逃避有关那个春天的所有回忆。长达一个月，我遭受了数十次密集、持久的殴打，我孤立无援，难以挣脱。

        施暴的地点，是那间坐北朝南的三楼教室。引发暴力的原因已不重要了。事实上，年幼的施暴者们，常常不特定地选择对象——只要你打不过他们，并且你没有援手。

        带头者叫小鹏，是一名转校生。校服年代，在颇有凉意的早春，他常穿着一件棕色皮夹克，这身装束很显眼。他个头不高，皮肤异常得白，头发和眉毛掺着淡黄色——看起来像患了轻微白化病。我至今能清晰地回忆起他的样子，或许意味着我从未原谅他。

        我记得他家境优越，父亲是当地一名乡镇党委书记。源于这样的背景，他才得以破例离开偏远小镇，进入这所城里最好的小学——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我逃避那个春天，但仍然怀念那个时代，物质匮乏得无可挑剔。那是我的启蒙阶段，意味着一切都是新的。

       那也是计划生育实行不久的年代，小学一个班级大约有90人，男女各半。现在回望，90人的这个集体就是一个小社会，已经有了成年社会的种种。

       他生性好动。刚来不久，便在课堂上惹得老师们不满。但在课余时间，他很快就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对于小学生们来说，每个月10元的零花钱就是一笔巨款。5毛钱的面鱼，1块钱的软糖，是孩子们课下社交的利器。良好的家庭背景让他看起来乐善好施，有时也让他显得彬彬有礼。

       我童年则营养不良，那时个头尚不足1.4米，常年坐第一排。小鹏转来的第一天，便被安排和我同桌。我自幼辗转多地，与他境遇相似。现在回忆起来，我起初与他关系不错。在和平期间，我们关系一度紧密。我记得在某一个周末，他还曾约我去过一次游戏机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