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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所长是我在北京军区驻山西某仓库的检修所所长，是当时全分部（师级）惟一的一名六级士官，相当于正团级待遇，加上他的人缘、人品甚好，故而不少战友甚至是领导都开玩笑称他为高“团长”。不过我们仍称他为老所长。
老所长是河北衡水人，名高建勇。1975年入伍，多次立功嘉奖，两次都差点提干都功亏一篑。最初是他为代理排长时，上级都已确定他提干，但过年时连长想回家却又没假期，让他代替值几天班，结果发生一起煤气中毒事故，一名战士身亡，老所长提干之事自然随之泡汤。后来单位又上报他提干，又因年龄超了一岁没有提成。每当提及此事，老所长总说自己没有官运，不过他常说很知足，毕竟在部队能到六级士官的士兵寥寥无几，不用转业，不再考虑工作安置问题，待遇也不低。
高所长文化不算太高，但相当有能力，上世纪八、九十年部队允许搞生产经营。我部也建了一个镁厂，但因用负责人不当，加之质量跟不上去，销路打不开，故而赔钱一二百万，眼看就要倒闭，单位领导想出了一个奖赏办法，说谁能把镁厂扭亏为盈，盈利后20%奖给个人，但无人敢接这个烂摊子，最后高所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挑起了镁厂担子。为此他不辞劳苦常到天津、广州学习，聘请每质量专家指导，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时间产品质量合格了，产品销路也打开了，甚至销售到了日本。欧洲。一年扭亏，第二年 就盈利二三百余万。企业效益好了，于是一些人要求换厂长，单位领导找高所长谈话，所长有意见问换的原因，领导说，厂不是你家的，可以用你，也可以用别人，服从组织安排。结果不但换了人，而且连之前在全体军人大会上作出的承诺也不兑现了，说奖得太多不公平，别人会有意见。谁知换的厂长不善经营，很快质量就下去了，销不出去，不到一年又亏损一二百万，之后又换了两三个人，越赔越多，最后镁厂彻底垮台。
1995年我从北京某部调到这个部队，但是部队没有检修所，东西坏了，往往到地方修理，要么请人来修理，既费时，又费钱，还涉及部队秘密。领导早有重建检修所的打算。但苦于无人，正好我在前一个部队检修所工作，领导就让一个营级营房助理蒙彦民带着我一起筹建检修，房子是现成的，再添置一些必要设备即可，检修所建起来后运行了不到两年时间，蒙所长转业，仓库将高所长调至检修所任所长，我仍任班长。检修所人员太少，我们经领导同意从仓库其他单位又挑了几个懂技术战士充实检修所，夏伟、丁敦才、张秋良等，最多时人员达八人。
高所长本人对检修技术懂得不多，但善于用人所长，我擅长写文章，检修所的文字汇报材料就由我来写。技术上我的焊工、钳工还行，但不全面，夏伟入伍前就在安徽马钢干车工，高所长充分放权，工作我们干，他负责后勤保障工作。我干活有个特点，总想尽快干完，不喜欢拖泥带水，加上我们检修所的战友们心齐团结，工作总能保质保量提前干好，但这种工作方式也有缺点，就是忙时还行，但到闲时就表现出来了，可能几天都没活干，仓库领导认为我们闲暇无事，有时难免批评一番，颇感委屈。高所长一面跟领导解释，同时又劝告我们活要慢慢干，只要不是很急的活就慢慢干，一天活可以两、三天甚至更长时间干完，千万别累着。我们照此方法做，果然还常受领导表扬。
我们检修所战友们对高所长一直抱有敬意，因为他一直把我们当弟兄对待，谁有困难他都热心帮助，从不矫揉造作。高所长爱喝酒，酒量很大，一瓶汾酒下肚啥事没有，该干啥干啥，从不耽误工作。部队对饮酒管理很严，张秋良爱好喝酒，高所长就常叫上我们到他家里喝，一喝就是几瓶，我饮酒不行，常有难色，他说，将来回地方上班喝酒少可不行，锻炼锻炼就多了。酒量增加了些。丁敦才服役三年工作干得不错，想在退伍前入党，高所长就找政治处主任要党表，政治处主任不给，说党员有比例，不能超标，再说检修所党员不少了。高所长与之争辩，我们的兵够入党条件了，又不是滥竽充数，必须得给。政治处主任还是不同意。所长怒道，新兵蛋子，耍的不小，这点面子都不给。政治处主任无语，因为他当年确是高所长接来的新兵。只好给了一份。后来部队士官制度改革，第三年即可转为一级士官，张秋良够条件了，又是农村户口（石家庄正定县），高所长鼓动他转为士官，说帮他办理，高所长有这个能力，仓库几届领导都相当给他面子。然而张秋良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倾向于退伍，结果复员。 高所长对我也很不错，凡是荣誉一类常为我争取，常在领导面前夸奖我，领导们对我印象甚好，这除与自身努力外，更与高所长的关心帮助是分不开的。
后来我们检修休的战友们相继退伍、转业，然而与高所长的兄弟感情却从来没因岁月流逝而改变，2009年高所长的独子结婚，我们检修所的绝大多数战友提前从各省赶到石家庄参加婚礼。我们与高所长都很高兴。离别数年了。我们战友工作、身体大都不错。高所长也退了休，大家都很欣慰，晚 上几乎聊了通宵。
又是四年过去， 高所长已经抱上了孙子，日子过得恬静舒心，我们时常通着电话。惟愿我们的老所长一切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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