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已有“帝后礼佛图”，为何又在巩义再造？

　　陈明达推断，龙门石窟崖层坚硬，开凿困难，除明确记载宾阳三洞石窟，北魏在龙门并无别的帝王造窟。之后在巩义找到合适地点，从而放弃龙门继续造窟。

　　“巩义岩层为黄砂岩，硬度低，与龙门相比更适合开窟。巩义是洛阳咽喉，由巩义向东，可进入华东大平原，向西是出入洛阳的关口，向北可渡洛水黄河。在巩义建皇家石窟，天时地利人和全占了”。王明仁道。

　　即便这样，在此建皇家洞窟，仍需一个最具推动性的理由，一个事件性的缘起。

　　1975年，巩义文物工作者孙宪周在南河渡乡寺湾村走访时，在老中医张永肖家发现手抄本《石窟寺本末》。“白麻纸装订，共10张20页，共2780余字。系清代人所传，记述石窟发展脉络和寺内碑刻，与史书吻合，很有价值。”孙宪周道。

　　得到《本末》，相当于拿到了石窟寺“出生证明”。孙宪周兴奋得“在石窟寺的煤油灯下，边抄边校，竟搞了一整夜”。

　　《本末》中说，孝文帝次子名元恪，即宣武帝，身染“斑烂”，久治不愈，亲赴寺内许愿，如病愈将在寺后凿山为窟，刻石为佛，并将寺内佛像、殿宇及大小物件换新。许愿后三月其病得愈，加上龙门石窟修造维艰，于是巩义石窟寺由此而盛。落成后，“寺院俊俏华丽堪称天下之冠”。

　　宣武帝为病祈福，这才是建皇家石窟、雕造“帝后礼佛图”最直接的原因。

　　与龙门“帝后礼佛图”相比，巩义礼佛图的位置与形式，均取法前者。后者，帝后均增加了随从，壮大到三四层之多，如同展开的长卷，占了大半个窟壁的位置。

　　龙门“国宝”已毁，细细观赏保留完好的巩义“国宝”，能稍减我们的遗憾。

　　◎石窟寺下面还有个未知“佛国”？

　　陈明达曾将北魏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巩义石窟称作一脉相承。三地石窟，风格有变化。云冈雕像风格粗放、刚劲、明朗，至龙门时期，变得敦厚、安详。巩义石窟，则变得沉静。

　　北魏凿窟，起于大同云冈，继以洛阳龙门，终以巩义大力山，如同拓跋氏从草原走向中原，三座石窟年代相连，一脉相承，将北魏的汉化过程完整保留。

　　“北魏孝文帝和宣武帝在位近半个世纪中，石窟寺极尽风光荣耀，一直延续到隋朝。隋末，巩义成为瓦岗军战场，寺院惨遭损毁。”《北魏石窟》一书中这样记载。

　　宋代，北宋将皇陵定在巩义，石窟寺迎来复兴，此地建起大规模寺院。

　　清末民初，陇海铁路修成，西方人得以深入中原腹地。“有不法西人，开出一个佛头一块大洋，让村民盗凿佛像。还有不法西人，想以三千两黄金价格，将石窟整个搬到国外去。协议都签了。一战爆发，石窟幸存下来。”王保仁道。

　　巩义石窟依托的山叫大力山，目测只有几十米高。史书记载：“山行荦确，峭壁摩天，仰视皆北朝佛经也。”两者相比，相差太离谱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石窟寺北行七八百米，是洛水，水色玉白，水面开阔，两岸是如茵的草坡。

　　原本洛水离石窟寺更近，北魏时，石窟寺就在洛水河道边上，洛水不断泛滥，泥沙淤积不断抬高地平面，1500余年间，石窟寺地面上升了十数米。

　　十几年前，考古工作者清理淤土后，发现了不少北魏、唐代的立佛像、造像龛、菩萨、飞天等。再向下挖，地下水涌出，只能停下。也就是说，现在石窟寺下面，很可能还有个未知的“佛国”，很可能还有更多的惊喜。

　　这个谜底，将会在何时解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