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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瑞鸿形容了当时的情景，转头说到他的老家。“恒春人以前也是爱吐痰的。我记得很清楚，美国小鹰号的舰长，在他的航海日志里写到，船行驶近台湾海岸，大概就是恒春附近，他用望远镜看岸边的村舍，看到村子非常干净时，舰长说，这应该不是汉人的村舍。我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直到现在，台湾原住民的村子都还比汉人的村子要干净。”
从景德镇来到衢州乡下，徐瑞鸿把一处老厂房改造成了自己的工作室，清理了工作室外边的河道，门口的道路被重新休整，道路两旁种了花卉，新增了垃圾桶，原本乱扔垃圾的路上如今洁净如新。他觉得，有人不断地做示范，习惯是可以改变的。“整个社会的素质都是金字塔型的，每个有能力的人承担的社会责任都很重，我一直觉得，只有知识分子回到农村里面去，很多现象才会改变，他多少能够去影响周边的一些状态。”
“这是你的理想？”
“我其实不去想什么理想，我只是把自己做好，把自己表演好，把这样的生活方式表演好。我最大的愿望是在乡村里隐居起来。吃的是台湾的生态农业那样种出来的东西。安静地做陶艺，过陶人的生活。我现在只做到了百分之三十，还有百分之七十的现实要去克服。”
“百分之七十是什么呢？”
“实际的东西。泡沫是很漂亮的，我要让它变成真的。”徐瑞鸿说，“比如说，春有百花秋有月，不同的季节有不同时令蔬果，现在季节性的文化感受少了，我要把它们寻回来。这不就是我们住在田园里的一种享受吗？这点点滴滴必须要用规划去推动。这是一种浸染，让大家不知不觉感受到。我要做的很简单，而不是精神上虚伪的满足。春天能够吃到春天的蔬菜，夏天能闻到荷花的香味，再迟一些能够看到树上的橘子。这些看似简单，其实也不容易。按照时令做菜，我请过的厨师，大都做不到。你的很多想法，别人理解不了。我以前台湾的老婆做得到，可是离婚太久了。她懂我意思，也乐意做菜，这是台湾女人最大的好处。我请过的所有厨师，他们做菜都是为了工作，从来没有一个为了爱。爱做菜，爱别人在享用我做的菜时那种快乐的感觉。这种精神台湾很多人是有的，我在大陆感受到的比较少。”
青瓷
工作室的入口处放着许多青瓷作品。工作区域，能看到劳作的工人。工人们也经常来到会客厅坐一坐，用市面上卖几百块一个的青瓷杯子喝茶，聊上几句。若是雨天，水滴和着细风，带着叶子飘落在庭院里，狗儿们穿梭于走廊，或是趴着，打一下午瞌睡。
徐瑞鸿会一口气讲上两三个小时的陶瓷史。从原始部落祭祀的篝火讲起，讲到窑炉的构建和改变。窑炉里那些从上往下走的火焰显示了中国人在烧窑技巧上的智慧。“要记住‘还原烧’这个词，本来是什么东西还是什么东西，只不过烧熟了而已，有了这样的技术，我们才有了中国陶瓷的面貌。”徐瑞鸿在此刻要比先前的谈笑风生严肃得多，“青瓷就是这样的技术烧成的，青瓷所形成的美感是其他民族瓷器里所没有的，这是中国陶瓷文化最特殊的地方。这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才形成文化上的共识。青瓷为什么美，为什么会裂？其他民族认为瓷器裂了不是好事，而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美，皲裂的状态很像田地的泥土，这是我们跟自然相处获得的感受。而且这些釉料烧成的青瓷竟然像玉一样美，所以青瓷又被称为假玉。我想，最早烧出青瓷的时候，现场的人一定很兴奋，瓷器可以是这样的颜色！时代日积月累，青瓷变成了人们的一种追求，甚至会觉得用青瓷器皿喝水都更好喝。这就是中国的陶瓷语言。”
这样的陶瓷语言，世人已经逐渐遗忘了。许多人看到青瓷，会觉得是博物馆里的古董，而不是日常生活之物。
徐瑞鸿向我逐一讲解了蛋青、湖青、梅子青、粉青、天青……“我不可能去要求甚至是教育大家中国的青瓷文化有多伟大，因为对别人来说，我和他们是不同的个体，不管我觉得青瓷文化怎么了得，那也只是我心里的感受。可是，我可以通过青瓷去丰富地球上的陶瓷文化，让现今的社会多一种选择。青瓷其实带给我的不仅是美，而且是附加在历史上的触动。就好像我去惠州的西湖时，想到这是苏东坡最爱的女人死掉的地方啊。我的心在那一刻会有触动，仿佛能感受到苏东坡当时在那里过日子的状态。这也是大陆给我最大的资源。这里的山水、历史和人，太丰富了。我的陶艺，不管是观念还是技术，都是从台湾到大陆后成熟的。很多事情我忽然懂了。”
徐瑞鸿感叹中国有陶瓷文化，但是没有陶艺文化。“陶艺是在近代日本产生的，并不是我们中国。日本很注重传统手工艺，承袭了中国宋代很多精神上的东西。中国在宋入元之后，很多东西其实断掉了。日本人承袭了下来。他们将陶瓷的观念转变为了陶艺的观念。陶瓷是生产行为。就像你看到山上的那些陶瓷碎片，可能几百年来，窑火都在燃烧，大批大批的陶瓷被制造出来。陶艺则是生活行为。比如说我喜欢喝茶，我用生命去认真对待喝茶这件事情，我就用心地去做出了许多茶碗，陶艺的行为就产生了。陶艺的源头是什么？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