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水墨”新在哪里

    水墨作为“中国画”这一画种的代表形态，自唐、五代绵延至今，自然承载了诸多来自传统的文化价值重量，蕴藏在其中的从语言到精神的若干因素已经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缓缓织结成一面巨大的传统之网。对传统水墨的评判和各种理性的拷问乃至非理性质疑的声音已经持续了一百年，而今依然是众声盈耳，此起彼伏。不少青年艺术家思变心切，他们对自己心中那一知半解的“传统”表达出有意无意的疏离或叛逆，很多时候却是匆匆择路而寂寂无途，走入无可抗拒的惶惑与迷茫。困囿于“传统”的高墙久难突围和一味追逐新变不堪自拔，两者皆是一样的困境本质。取自西方现代的观念元素与中国水墨形式的表层嫁接，并不能幸运地成为新变的最佳选择。

　　这种困惑并非某一人或某一社群之事，而是身处这一时代的水墨艺术家集体直面的主题，不会因为身份、地位、年龄、修养等差别而可对其或远或近或有或无，因为只要坚守着文化担当的使命和遥望未来的良知，它就时刻浮现在身旁左右。宏而论之，这在根本上是中国水墨艺术发展到当代必然出现的历史命题。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画界对“水墨”及其相关问题的持续讨论，“水墨”这个核心语汇连带一系列的衍生思考已经一并进入了又一新阶段。“现代水墨”“当代水墨”“新水墨”“新新水墨”等概念的提出以及在艺术理论和绘画实践双重层面的进步与深化，对坚守、常新于百年来艺术观念史上的“水墨”而言，似乎其本体新意的开掘空间远远超越这些概念所包容的含量。水墨在当代艺术丛林以何种形式存在？它的存在之于这个时代的文化、社会、思想体系的深层内质到底有何价值？作为中国画代表形式的水墨在世界艺术交流日趋密集的今天，到底会不会异化或者死去？这些问题中有不少已是老生常谈，但潜心思量，仍然有太多的疑问未曾得到合理的解答与阐释，只是它们似乎已不再能引起我们的全新的学术兴趣，暂被搁置。

　　 从概念本体进行观照，“水墨”是个太大的话题，其何去何从，绝难轻易厘清。而时下的“新水墨”体系也在很多细部上亟待进一步商榷。从词义学上，“新水墨”应是针对“旧水墨”而谈，此“新”“旧”之别依何而辨？“新”在形式、技法、材料、主题观念，抑或皆有之？从新水墨现状来看，更多的“新”或多或少体现于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借鉴，那么它在源流上距离中国传统水墨主脉更近，还是距离西方现代艺术统系更近？这个问题在时下关于“新水墨”的浅表研究和宏大叙述下颇为含混不清。分析近30年来新水墨阵营中的代表艺术家，可以清晰地看到，部分画家适于前者，而另一部分画家归于后者，在做具体分析时，不可在“新水墨”的大招牌下一概而论。即便是当前西方观念艺术激烈冲击中国水墨的状态下，依然有很多新水墨艺术家坚持画“旧水墨”，对于他们的作品，似乎也不能仅仅因为他们画的是现代生活和眼前世界的“新”内容而被轻易纳入新水墨体系中。

　　理性地看待这个“新”与“旧”的问题，不仅是题材、观念、技法语言的辨识，应该是在新水墨这个体系内建立一种更加理性和客观的认知标准。“新”有“新”的气度，“旧”也有“旧”的风骨，只要是符合艺术规律和文化走向的存在，皆能有不愧时代的水墨佳作诞生。当代纷纭竞胜的艺术格局中，在应时新变的观念导引下，中国传统水墨自然会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但无论变化几何，如何用艺术真诚地呈现我们日常面对的丰富的现实境遇，如何满怀亲切地记录此般生存空间里人们的种种情感和思考，以及用何种形式的水墨作品来与之对应，这些依然是当代新水墨画家，尤其是青年艺术家所面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