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是当时香港唯一的一所高等学府，对考生的最低要求是通过三门普通科、两门高级科的考试，而黄宇和经过1965年1－4共四个月的奋战，在5月首先考了普通科三科，紧接着考了高级科三科。由于得到罗伦士夫人及刘敬之老师指导，全部及格通过。就这样，黄宇和跳级（没有年中七）考进了香港大学。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从九龙华仁书院文科中六、中七两级预科班考入港大的只有三位同学，其中之一就是黄宇和。
 
         鲤鱼跃龙门：港大三年
          1965年9月，黄宇和迈进香港大学的大门。那一年整个香港有20万中学毕业生，而香港大学全部学系（包括医科、理科、工科、文科）合计共招200名，可见竞争之激烈。
         进入大学，就是另外一个天地了。到了大学，修的科目跟英国一样。那时香港的中小学是不教中国近代史的，这门课到了大学阶段才有。
         香港大学所有课程都是用英语讲授的，甚至中文课当初也用英语讲授，因为早期的洋教授能看但几乎不能说汉语，他们就像教外国人那样上课。黄宇和是从预科一年级直接考入大学的，成绩不是很理想，无法获得奖学金。他就申请文学院学生会一个免息的贷款计划，毕业后还贷。负责贷款的          学生会干事特意跑到官塘徙居区调查，发现黄家确实穷得叮当响，于是第一年就发放贷款。第二年，黄宇和考了两个奖学金，此后就不用贷款了。
        在港大，黄宇和最初住在校外的一所天主教会青年宿舍，后来学校里面宿舍——卢格堂（Lugard Hall）——有床位，他就搬进去住了。夏天放暑假，其他同学回家学习、放松两不误，黄宇和回家则不能读书。一对来自新西兰的夫妇，John McLevie 和Elaine McLevie。McLevie先生在港大教育系任教，他就跟陆卢格堂舍监建议让黄宇和暑期继续住下去，舍监同意了。这样，黄宇和可以利用暑假继续用功。第二年夏天，由于山体滑坡，卢格堂成了危楼，舍监就建议McLevie夫妇向大学堂（University Hall）舍监求助，让黄宇和住进大学堂。大学堂是一栋古香古色的建筑，冬暖夏凉。没有居处之忧，黄宇和又可以发奋学习了。
          黄宇和坦言，因为有了这些居住便利，他才能在毕业前实现赴牛津深造的梦想。他说，能先后住进卢格堂和大学堂，证明他与孙中山有缘份。住在大学堂时，清晨在附近的薄扶林水塘旁边跑步；住在大学堂，清晨在半山的甘德道（Conduit Road）跑步时，脚下就是甘德暗渠。而1883－1886年孙 中山在香港读书时，渴的干净水正是薄扶林水塘储存、甘德渠引导而来的。黄宇和由此溯源，并构建了他的“孙中山污水革命史观”（详见其即将出版的《历史侦探》）。
       此外，对于曾在港大有过集体住宿的经历，黄宇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大学的团体生活跟他以前的独学鲜友很不一样。但他在港大除了结交曾钰成这位生死之交之外，至今只有两三位从华仁书院时期就交往密切的朋友。当记者询问在港大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老师时，黄宇和讲述的是另外一个故事，故事里也没有出现指导老师的身影。港大之于他，最大的好处是提供了一个自由阅读的环境，中文的、西文的，黄宇和如饥似渴，手不释卷。

        在牛津研究帝国主义
        在港大读了三年（港大学制文科三年），第三年黄宇和申请到牛津大学的奖学金。
      到了牛津，黄宇和才深切体会到港大与世界一流高校的差距。他说，那时候港大主要教学方式是lectures，老师在课堂上讲，同学记录讲义，老师开一些书目，同学到图书馆借阅；而牛津、剑桥主要教学方式是tutorials，一位导师手把手教导一到两位学生。而黄宇和与其导师Geoffrey Francis Hudson，自始至终是一对一的，相互切磋讨论。
      在牛津，黄宇和两年半时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研究的题目就是后来出版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呢？在1968年去英国深造之前，黄宇和长期在香港学习、生活，他深切感受到被殖民的滋味。神父教导他要讲文明守规矩，碰到交通灯，红灯停绿灯行，但现实情况是，洋人经常穿红灯，根本不把交通规则当回事。老师教导他买邮票要排队，洋人却不管这一套，随便插队。这些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黄宇和感到困惑：为什么洋人可以为所欲为？这种自身亲历的帝国主义，给黄宇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一探究竟。
但“帝国主义”这个题目太大，他必须通过一个具体的个案，作深入的了解。有一天他看到一本书，其中一处提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钦差大臣叶名琛。这个“六不”的骂名让黄宇和陡然生疑，堂堂封疆大吏竟然这么昏庸无能？从这个疑问出发，黄宇和“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最终他在英国公众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前身）发现了一批原始文献。这些材料很多是用草书写的，都是文言文，里面夹杂着粤语方言，利用起来相当困难，而黄宇和恰恰是广东人，中六时私下跟刘敬之老师练过书法四个月（1964年9－12月）、学过古文八个月（1964年9－1965年4月），如鱼得水。迄今为止只有他一人系统地用过那套文献。
        黄宇和在牛津的博士导师是Geoffrey Francis Hudson先生，他早年专攻中东考古，后来治学兴趣有很大的转变。在黄宇和眼里，这位导师学问很广，虽然不识中文，但能别出心裁地看问题，把各种线索联系起来看问题，给他很大的启发。 Hudson先生每周抽一个下午专门指导黄宇和，字斟句酌，精益求精。不仅如此，对于黄宇和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比如他到外地调查，没有足够的旅费返回牛津，导师就慷慨解囊。Hudson为人谦逊，品性清高，举手投足尽显英伦贵族的绅士风度。对于Hudson的培养，黄宇和充满感激，他在博士论文完成后对导师说，这本书将来出版就署我们合著，导师婉言谢绝道：“不！不！那是你的劳动成果，我只不过是从旁辅助而已。”黄宇和感慨地说，他在香港时对英国人恨之入骨，到了牛津则对英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显然Hudson先生就是他钦佩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造就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