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升勇：走出教育改革的迷思

    改革·改良·思路

　　我们的教育改革从没有停止过。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主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霍姆林斯基、赞可夫等很多世界级的教育家成为中国教育的导师。“五步教学法”从城市到山村几乎涵盖到所有的学校；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强调“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在教学手段、教学方法等方面做了很多探索与尝试。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把目光投向欧美，发起了轰轰烈烈的素质教育运动，烟台教育、汨罗教育曾经轰动一时。十多年前国家又实施新课程改革，可以说自中国有了新学堂教育之后，我们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改革创新。

　　为什么我们几代人苦苦求索的教育改革不能像经济改革那样在世界面前给国家和民族带来自豪与荣耀？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改革让很多人都不满意？问题出在顶层设计方面，是我们改革的思路出了问题。教育改革缺少必要的视野和境界，过往的改革谈不上“改革”，只能算作“改良”。教育教学改革只在“术”的层面做技术性的改良：改变教学手段和方法，把大纲改称课标，变化教材版本……满足于修修补补的局部改良，缺少教育适应时代和引领社会的视野和气魄。澡盆里出不来游泳健将，任何局部的改良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教育的实质性问题。

　　高考·机制·良知

　　有人不是依据教育根本性问题思考规划改革，而是把改革难以深入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高考制度。其实不是高考制度本身有问题，而是教育评价出现了问题——把高考作为评价办学的唯一依据或主要依据，结果导致学校与地方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一切以升学率为标准，忽视了教育教学的质量，最终也使高考变了味儿。

　　义务教育本来与高考没有必然的联系，但由于评价机制上的缺陷，义务教育也沦落为高考的附庸，一切以高考升学率为中心，结果教育本质的、人性的东西没有了，只剩下高考这具外壳。为什么义务教育也坠入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怪圈？除了高考制度和家庭教育目标偏失之外，还有学校管理机制的问题——行政主导下的教育管理必然导致评价简单化。教育是科学，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性工程，定性的多定量的少，评价起来比较难。只有分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用分数评价学校虽然不科学，但是主管部门最省力、最安全，下级不会出现矛盾，也不会出现大的纰漏。

　　高考问题绝不仅仅是教育内部问题，社会用人机制让高考变得更不理性。多年来社会都是以文凭取用人才，而基层民众是最讲实际的，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中国式高考现象就成为必然。所以说，高考制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是社会用人机制把教育逼进了应试的死胡同。

　　除了上述原因外，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教育内部社会责任和人性良知的缺失。我们的每一位校长和老师都没有一点责任吗？为什么我们屈从了上级的压力？表面上是管理体制的问题，深层次是个人价值取向问题，关注的是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缺少了民族大义和社会责任。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如果每一位校长想的都是改革从我开始，失败了大不了失去校长的位子；每一位教师都“坚持真理”严格按教育规律办事，出现问题大不了少拿奖金或者是丢点面子……如果教育人都去这样想、这样做，教育问题还会这样严重吗？

　　课本·教材·课标

   这些年虽然涌现出不少学校课改典型，但是，基本上处于“改课”的层面上，在教学的顺序、教学的关系等方面有所改进，并没有触及课程改革的本质。

　　教科书是时代的产物，上个世纪中国的学生在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报纸、图书等知识获取渠道，更没有电视、光盘、网络等；家长文化水平不高，甚至大部分家长是文盲；教师大部分仅是初中以下水平的民办教师，教育环境决定了教师不具备自主依据教学大纲编写讲义的能力和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在教学大纲的基础上为广大教师提供一种具体的文本资料，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教科书。虽然教科书没有完全体现国家课程意识，但是，起码保证了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教学依据本应该逐步回归本位，也就是国家课程标准成为教学的真正依据，但是，思维的惯性让教科书始终占据霸主地位，成为约定俗成的教学依据，国家标准远离教师的课堂教学，成为天空可望而不可即的月亮，成为教育理论专家手中放飞的风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