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上海时，黄金荣手下的青帮大弟子杜月笙远走香港，黄金荣却出人意料地留了下来。黄家上上下下二十多口人，都住在钧培里黄公馆，没有挪过窝。

据说，黄金荣在上海解放前夕，没有随同蒋介石去台湾，原因有四：

一是流氓具有极强的地方性。去了台湾，人生地不熟，他也就无势无力了。

二是他的财产大都是不动产。他曾向杜月笙提出借二十万美元，以便逃亡之后作花费之用，杜月笙居然没有答应，还撇下他去了香港。

三是他年已八旬，多病在身，不敢再折腾。他曾声称：“我已经是快进棺材的人了，我一生都在上海，尸骨不想抛在外乡，死在外地。”

四是他知道蒋介石大势已去时，便跟共产党暗中有了接触。慑于强大的政治压力，黄金荣曾经把列有自己手下四百多名帮会头目的名单，交给了上海地下党。所以，上海解放后青帮未敢作乱。

上海解放之初，这里被接管，那里被接管，黄金荣却安然住在上海家中，没有人动他一根毫毛。他也变成了十足的“宅男”，深居简出。

黄金荣是上海数一数二的大流氓，按理说早就应该被收拾。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什么不去动黄金荣呢？

夏衍清楚地记得，在他南下之前，他曾和潘汉年一起，向主管白区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请示此事。刘少奇明确指示，对黄金荣那帮人，“先不动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夏衍曾回忆：“我记得他（指刘少奇）问潘汉年，青洪帮会不会像1927年那样捣乱，潘回答说，他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有联系。1948年在香港，汉年和我还去看访过杜月笙。我们离开香港之前，杜月笙曾向我们作了保证，一定会安分守己。又说，据他（指潘汉年）了解，黄金荣那帮人也不会闹事。少奇同志要潘汉年告诉陈毅、饶漱石，先不动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上海解放之后，黄金荣确实没有捣乱。

黄金荣声称“不问外事”，静居家中。他每天只是“早上皮泡水，下午水泡皮”罷了。所谓“皮泡水”就是喝茶，所谓“水泡皮”，就是泡在澡堂里。此外，他还吸大烟、搓麻将。他把吸大烟、搓麻将、下澡堂称为每日享受的“三件套”。他声言，不管是国民党当权，还是共产党掌管天下，这“三件套”是他每日不可或缺的。

尽管从刘少奇到潘汉年，都对黄金荣了若指掌，确定了“不动他”的政策，但是广大群众并不了解。

上海不少市民恨透了黄金荣，纷纷写信给上海市人民政府，强烈要求逮捕黄金荣，甚至要求枪毙黄金荣。再说，长期让黄金荣自由自在，不加管教，也不利于对他的改造。

1951年年初，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一封封坚决要求镇压青帮头子黄金荣的控诉信、检举信，寄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人民政府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要求他写一份悔过书公开登报，向人民认罪。

1951年5月7日，由黄金荣口授，他的属下龚天健捉刀，写了一份《悔过书》，送交上海市政府。

5月20日，上海《文汇报》和《新闻报》刊发了黄金荣的《悔过书》，题目改为《黄金荣自白书》。黄金荣除了历数自己犯下的罪状之外，还表示：“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守。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徇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黄金荣的这份自白书对上海的流氓起了震慑作用。

为了表示痛改前非的决心，黄金荣在“大世界”前扫地。

1953年6月20日，黄金荣在上海病故，终年八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