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完王湜华的《俞平伯的后半生》（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版），掩卷思之，感触颇深，庶几“情系于中而欲发于外者也”。兹以本书为依傍，对一代红学大师俞平伯先生的后半生作一管窥。本书详述了俞平伯在1954年后思想、学术、生活等方面的经历，着重从他的学术生涯中，展现其精神世界和学者风采，深度剖析其治学与心境的巨大转变。本书一开始就以一篇《难以忘怀的1954年》作为俞平伯后半生的开端，俞时年55岁。也就是说，俞平伯的前半生和后半生的分界线是1954年。
　　早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作为正直的高级知识分子，俞平伯是想也是真心实意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服务，表现之一就是根据别人的意见，修改了他研究《红楼梦》的专著，并将其由原来的《红楼梦辨》改名为《红楼梦研究》付梓出版。不料，1954年9月，以山东李希凡和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为开端，在全国掀起了批评《红楼梦》研究中唯心主义的运动，俞平伯首当其冲，成了批判的主要对象。这年10月16日，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正式拉开序幕。俞平伯先后八次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倾向会议上不断发言检讨。一时，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几乎成了反动的代名词，俞平伯的最大悲哀之一是后半生始终无法摆脱那个与胡适之间的“等号”。这场批判运动的名称叫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具体落在《红楼梦》研究上，可胡适在国外，于是，俞平伯就成了近在眼前的靶子。批判除了写文章外，就是开会，俞平伯也被传唤到会。这一过程有两个后来也屡试不爽的做法，一个是俞平伯的讲话，先是叫发言，后来叫检讨；一个是对他的称谓，先是后缀以先生，后是直呼其名。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俞平伯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结局自然不妙。
　　细读书后附录的《俞平伯年谱》，可知俞平伯在1954年年初便在报纸上连载《读<红楼梦>随笔》，共38则。正如好友叶圣陶从未说过俞平伯行文中的“文夹白”不好，反倒在在都那么合适，可谓文白不可移易。其中，第三则说到的一个问题是“著者和书中人物的关系”，如此讲：“近年考证《红楼梦》的改从作者的生平家室等客观方面来研究，自比以前所谓‘红学’着实地多，无奈又犯了一点过于拘滞的毛病，我从前也犯过的。他们把假的贾府和真的曹氏并了家，把书中主角宝玉和作者合为一人；这样贾氏的世系等于曹氏的家谱，而《石头记》便等于雪芹的自传了。”一句“我从前也犯过的”，未批先觉，而欲加之罪，则更令人唏嘘。
　　“学术权威”俞平伯因为写了《红楼梦研究》被“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逮住尾巴，又被上面领导重视，就和胡适挂起钩来，受到全国性的批判。但是，他和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人终究有区别，在开始时可以继续参加社会活动，如1959年春加入了由人大和政协组织的到江南一带的巡视。他和老友叶圣陶等同行，最后一站是他们的老家苏州。可在将入苏州时，俞平伯独自离队去了南京。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去鸡鸣寺凭吊亡友朱自清的。说起朱自清，我最先记起的是他和闻一多都有傲骨，闻是拍案而起，朱是不食嗟来之食，后来记起的就是他的散文，如《荷塘月色》《背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其实，俞平伯当年和朱自清同游秦淮河后，也写了一篇散文，和朱的题目一样。只是俞平伯在1949年后和朱自清的命运不一样，朱自清的那篇人们耳熟能详，而他的那篇就湮没无闻了。南京曾是六朝古都、金粉之地，进入民国后，那一带尤其是秦淮河畔，犹有旧时的流风余绪。朱自清和俞平伯作为青年学子，骨子里有着中国文人固有的做派，其荡舟秦淮河，吟咏风月是应有之举，文章自然也写得旖旎蕴藉，堪称美文。1949年后，俞平伯一直住在北京，离南京比较远，而那次巡视正好是江南一带，趁隙回转南京，甚是便利。何况亡友遗踪在旁，且思念切切，俞平伯就不愿错过了。在南京凭吊后，俞平伯也留下了文字。俞平伯那篇秦淮河的散文收入他的集子《杂拌儿》（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8月初版）。
　　俞平伯和叶圣陶是至交，而他们又有同一个好友，那就是朱自清。俞叶两人年至耄耋，朱却英年早逝，怎不令人感喟。俞平伯那年突然独自离队，不去苏州而至南京，就是为了重寻朱自清当年的踪迹，进行凭吊纪念，回来后情难自抑而写了包含深情的诗文。叶圣陶虽然很长时间没有作这类悼念文章了，但对好友的怀念一直萦绕心头，没有须臾寂灭。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叶圣陶写了一首《兰陵王》词，回顾自己和朱自清的交往，一咏三叹，感情至深。叶写好后，寄奉俞平伯，征求修改意见。将自己的作品交出去征求修改意见，在作者来说，一是严格要求自己，二是充分信任对方。叶圣陶是文章家，深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自然对文字包括自己的文字从不苟且，况且又是在字里行间寄托了在心中积压已久的一份对好友的念想。未定稿的诗文就像未妆罢的女子，得以与其见面的，一定是闺蜜莫属，叶不避讳，拿它给俞看，还问“画眉深浅入时无”，其关系如非同一般又何至于此？在这件事上，叶圣陶是谦和雅士，而俞平伯是坦荡君子。缘于和叶非同一般的关系和对朱自清刻骨铭心的感情，俞平伯不顾年老体弱，认真地修改了《兰陵王》，并且在“像乒乓球一样”往返的信中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俞还列出表格，分出“原稿出处”、“修改意见”、“具体理由”，条分缕析，一目了然，其认真于此可见一斑。经过叶俞的相互切磋，共同努力，定稿后的《兰陵王》比当初更臻完美了。
　　1966年夏，俞平伯这个早在12年前就被批判的“反动派”自然难免抄家。其外孙韦柰所写《俞平伯的晚年生活》（1990年第4期《新文学史料》）中有详细的描述，包括俞平伯夫人许宝驯被剃阴阳头，其母被穿上寿衣，俞平伯夫妇被强迫跪在地面，号哭状。随后是干校、地震……二十多年艰难岁月，俞平伯夫妇以豁达心境共同熬过。可惜许宝驯夫人于1982年2月先谢世，六十四载岁月，俞平伯看似表面镇定，实则早已欲哭无泪形同木立了。许宝钏夫人生病住院时，俞平伯就写了22封信给她，及至去世后，20首悼亡诗足表心迹，不忍卒读。关于丧事，俞平伯主张从简，骨灰安放在卧室内。1977年，俞平伯早已酝酿的纪念结婚六十周年的长诗《重圆花烛歌》让人动容，长诗也算六十年来往事的某种形式的回忆。通过他内弟许宝骙《俞平伯先生<重圆花烛歌>跋》可以知道，在这类似传记的长诗中，未提一字《红楼梦》，只因他后来不愿意别人叫他“红学家”。
　　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临终前用颤抖的手写了勉强能辨认的字，一纸写：“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另一纸写：“千秋功罪，难于辞达。”回首再看当年批判种种，于心何忍。当年俞平伯写完《红楼梦辨》后，书稿两次失而复得，冥冥之中似有命运的安排，若无这样的安排，他的后半生也不至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