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一生学术研究甚广，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和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尤以史学成绩最著。一生著述1400万字，一部《饮冰室合集》反映了他广博的文化学识和高深的学术造诣。他忧国忧民，一生为国家的独立与富强战斗在政治思想和学术前沿。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父亲，一生成人的9个孩子个个成材，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为中科院院士，一家出了3个院士，这是近代中国是极罕见的。当然，这和伟人梁启超的重视教子，循循善诱是密不可分的。梁启超曾说，他60岁以后将放下所有工作，专心致志地教育儿女，可惜这位学术宗师在56岁上却不幸撒手人寰。
　　梁启超是1929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去逝的，逝世后，其弟梁仲策曾在大公报上发表公告，公布其得病逝世经过。据公告，世人均以为梁启超是因肾结核医治无效而逝世的。在新出版的《梁启超家书》里，编者林洙（梁思成之妻）揭开了这位伟人病逝的真相，即梁启超是因协和医院重大手术失误而毙命的。
　　梁启超1925年发现小便出血，由于工作异常忙碌，加之夫人癌症加重，他无暇顾及自己。直至1926年2月他才入协和医院，检查右肾有黑点，医院即断定右肾结核菌引起小便出血。其间曾有人推荐他用中医治，但梁启超一向相信西方医学，并认为协和是中国最好的医院，于是在协和手术摘除右肾。不幸的是，当时的医学权威林某在手术中竟将左右侧弄错，将完好的左肾摘除，把坏死的右肾留下了。因这一特大医疗事故对医生及协和均有极大影响，故当时进行了严加保密。此事直到1971年梁思成入住北京医院时，才由他的主治医师任松梅大夫处知道了真相。
　　可叹的是，术后协和公布，梁启超“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且查不出病源，遂被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当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手术后，梁启超依然勤于著述和演讲，稍有操劳，小便便出血不止，且愈来愈重，终于1929年1月19日不治身亡。逝前，他正专注于中国史的研究，他说：“我要是不完成这个，真是对国民不起！”彼时，他一方面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一方面著《辛稼轩年谱》，但终因疾病恶化，这些著作均未完成。
　　不难想像，若是没有协和的失误，中国的学术界将会增添更多巨著！想起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想起了他在戊戌变法中的奔走呼嚎，想起了他的讨袁檄文，想起了他对协和的宽容。哀哉，我中华一代学术宗师！叹哉，我民族一代爱国先锋！竟这样被医疗事故贻害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