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 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年)，这位著名学者曾倡导“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还大力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他认为，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喝酒、做官之类则非。

    就他的标准而言，麻将显然也是种“趣味”的游戏，并十分痴迷。

    公元一九一九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有些为难地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有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将局。

    梁启超晚年在清华学校讲学时，曾有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 ( 指麻将牌 )，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可见，麻将对梁启超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其文不仅流利畅达，而且感情奔放，颇有特色。

    胡适 (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年 )，这位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对麻将原本不屑一顾，平时也不打麻将。但其夫人江冬秀是个“麻将鬼”，嗜牌如命，每当桌上“三缺一”时，胡适便抵撑不住夫人的纠缠，也偶然为之，但其技艺低下，几乎每战皆输，只好以“手气不佳”解嘲。就这样，胡适便间接与麻将结下了不解之缘。

    胡适曾谐趣地说，对游戏的特殊爱好上看，可以说英国的“国戏”是板球，美国的“国戏”是棒球，日本的“国戏”是相扑，中国呢？“自然是麻将”。

    他曾在一篇题为《麻将》的文章中说，当时的中国除有鸦片，八股和小脚三害之外，还有第四害，这就是麻将。他针对当时中国的现状痛心疾首地说：“女人们以打麻将为家常，老人们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我们走遍世界，可曾有哪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

    但颇为有趣的是，连他自家也没能“抛弃”掉麻将。上世纪五十年代，胡适与其太太江冬秀困居纽约，全靠往年积蓄度日，生活拮据。幸好他太太江冬秀“垒四方城”的功夫十分了得，常打常赢，麻将收入竟成了他家一项补贴家用的“计划内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