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每年都有春运，虽说一年一度（节前十五天，节后二十五天），但年年有新变化、新“套套”。比如有一年由于春节与新年挨得近，探亲、民工、学生、观光诸流合一，汇成浩浩荡荡的大潮；实名制购票也在这年诞生。

    后来开创网络购票，着实“热闹”了一阵子，正常运作之时忽然冒出个抢票软件，叫停后马上复用却又被指违规、有失公平，至今褒贬不一莫衷一是。另一新鲜事是节前约有百分之十的购票者排着数百米长队去退票；还有，春运尚未来潮，网上就热销便携式尿袋、睡眠支架等“神器”。

    春运“专利”应归于老祖宗的传统习俗，自古以来，大凡出门在外，一到过年都要赶回家与亲人团聚，于是南来北往东奔西走，无不为着同一目的。

    我从六○年代初“接触”春运（寒假往返）到参加工作后加入春运行列，几十多年来目睹并经历了春运“事业”的发展和壮大。

    据说五○年代中期即有“春运”一说，我偶尔留存的半张一九六五年的铁路报纸，便提及“春运”、“春节运输”。七○年代初时值文革中期，有个口号叫得很响：“抓革命，促生产；安全正点保春运。”

    那时春运总体规模比现在小得多，盖因仅有占总人口一定比例的探亲者，大学基本不召生，也就少有寒假往返者。而今全国人口倍增，大学生每年六、七百万（文革前三十来万）；更有改革开放后国家鼓励自主就业并放宽临时居住限制而异军突起的民工流；以及物质生活显著提升趁放假外出而生成的旅游流。这四个“方面军”足以构成仅铁路每年即承运几亿多人的大迁徙。

    六九年至七二年，我因受父冤案所株被下放劳动检修火车，春节前后数日常看到如此情景：车还没停稳，站台上黑压压的人便蜂拥而上，却是干着急上不去；很多人背着大包提着小袋穿来串去，哪个车门口也是拥堵不堪，为啥？车厢早已“饱和”。而在不靠站台的一侧，则见那用来缓冲车厢振动的圆弹簧，本来留有间隙，却因至少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超员而不堪重负，被压得死死无缝儿。这不仅令旅客由于弹簧失去弹性而感不适，更因弹簧硬抗而致其断裂。

    当年春运规模虽小，但运输组织和投入的运力等等远不如现在。例如作为主要运输工具的车辆，其数量、质量都难以适从；好多加开的临（时）客（车）用的是解放前制造的杂型车（车厢外皮及座席皆为木板，才坐七十多人）；还有昭和年间（约为三○年代末）日本产的，定员更少；那近途临客甚至以载货的棚车代替（称作“代客”）。总之运能不高，效率较低，舒适度差；至于行车秩序、运行速度，则不消说。

    故此与现今相比，同样甚至更是一票难求。七○年代我在京包线东段（老京张铁路）司职运转车长，数年后又作为旅客“凑”了春运的“热闹”，因之“熟视有睹”并饱经汹涌澎湃的春运浪潮。

    一九七四年某日，我值乘由张家口开往永定门（今北京南）站的一趟慢车，全程运行五个多小时的列车本已晚点三个钟头，却又在某站停留四十多分钟。其实出站信号机早就显示绿灯（允许开车），可就是开不了，因为很多挤不上车的旅客死抓着手把杆（其下端呈弧形，位置较低，且跟最下面的车梯处在同一垂直平面，车门位于第三级车梯之上），站方出动所有人连拽带拉加动员，车总算开了（车站助理值班员以展开的绿色信号旗上下晃动，我接此信号，以绿旗画圆圈向司机显示开车）。但刚启动，站台上突然有人抓着手把杆边走边往车上迈腿。

    危在瞬间，他一步走不好，腿就会伸到站台下边，我正决定是否拉下紧急制动阀（尽管停车后势必重现开不了的僵局），只见女列车员双手紧握扶手，伸出一条腿用脚假踹（倘动真的也危险，旅客可能被卷下站台），那人就势顺手扒下她的皮鞋狠摔到站台上以解气愤。此类揪心场面，在春运客流最高峰时，几乎每趟车每个站都会遇到。

    每次开车后我必须左右瞭望前方有无险情；春运时节更得高度警觉备加防范，因为生怕有人跳车。原来，有一种旅行性的精神疾病，盖因人员爆满长时间站立，活动受限极度疲劳；或在不透气的车厢里吸入过多高浓度二氧化碳及喝不上水等等。好好的人一下变了，轻者幻听幻觉，胡言乱语；重则焦虑妄想，满怀恐怖，总觉有人加害自己，便欲跳车逃生。这种事我的同事遇过，紧急停车没的说。

    大约一九七九年我值乘由包头开往北京的某次车，利用停车时间由站台跑上餐车（从车厢挤不过去）打饭（低费收粮票供给乘务员的正餐或夜宵），见一人眼光怪异地躲闪我，乘警换班到宿营车休息时我问那人怎么了，原来他在包头、呼和浩特做木匠活儿挣了一万多块钱（当时这可是个天文数字），放在裤裆里带回老家山东高密，由于在车上高度紧张地站了一夜，突然大喊周围的人要抢他的钱，乘警闻讯将其带到餐车喝水休息，数小时后逐渐恢复。一旦碰上有患者短时难以复元，便在大站交由当地铁路医院，康复后继续旅行。诸如此类“临时精神疾病”，虽非司空见惯，却也年年不断。

    我担当运转车长近八年，别说回老家过年，便是在张家口，也难得与老婆孩子团聚，因为火车无时无刻不在运行，在路上过除夕，早已习惯。调离此职后，母亲来信要我“务必回家过个年”，于是在八二年回了趟老家。

    路上遭老罪了，我持探亲免票（按说是铁路员工沿袭的福利，可非铁路职工探亲车票也能报销），幸运地签了个有座的号。北京一开车人就爆满，到了天津，座席底下那狭小的空间几乎全躺着人；连座席靠背顶上也有人耍杂技，甚至还有上行李架的。

    尽管不敢喝水，也有憋不住的时候；厕所近在咫尺，可就是过不去。坐地板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我一条腿拔出来没处落脚，只好金鸡独立着找缝儿插入，就差从人上面过了。拼到目的地，却见里面待着两人，幸亏都是男的。

    车到潍坊下了些人，列车员这才扫地（平常日半个来小时扫一次）；根本扫不动，得先用铁锨敛。看来人再挤，也照样产生垃圾。

    后来又回老家过了个年，只是再也不敢受那“扒一层皮”的罪了，索性走向另一“极端”，将行期选在除夕之夜，赶在初一早晨到青岛。结果车厢里只有仨人，还享用了一顿七成饱的免费饺子。

    如今春运大潮逐浪高涨，铁路的决策者们数十年来不断总结积累经验，制定了基本方案、预备方案、应急方案，分别应对正常客流、高峰客流、突发客流；而且既有总体战略（以客为主，客货双赢；南客北货，南车北调；统筹安排，重点必保；适度屯车，应急有备；车辆挖潜，停短保长；有流开车，无流停运）；又有“确保安全，满足重点，平稳有序，良好服务”的具体目标。

    如今，高铁纵横相贯，快客四通八达；昔日优秀的“绿皮”车型，如今竟成临客。面对现实，可喜亦堪忧；放眼前景，任重而道远。春运将遵循辈辈相传的习俗并发扬光大，而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