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春节近。每当此时，关于过年的话题，就会萦绕在很多人的心头。名家笔下的过年，让人回味无穷。
　　老舍先生过年喜欢热闹，每年春节，他家的小院里都会举办猜灯谜活动，猜中的人都会得到一份小礼品。老舍在《北京的春节》一文中，用他那优美的笔调，描绘了老北京春节前后的日程、活动、玩艺儿、吃食、礼仪、景观。以至于有人读后惊呼，这哪里是篇散文，分明就是一幅活脱脱的老北京民俗风情画卷。其实，老舍的名字也和春节有关，老舍出生于腊月二十三，第二天便是立春，父母为他取名舒庆春，就有庆贺春天到来的含义。
　　梁实秋先生在《过年》一文中曾回忆道，早在民国前一两年，家中除岁方式已然做了“维新”。“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门磕头拜年。我从此不再是磕头虫儿。过年不再做年菜，而向致美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只是除夕要守岁，不过晚上十二时不能睡觉，这对于习惯早睡的梁实秋是一种煎熬。梁家前庭后院挂满了灯笼，又是宫灯，又是纱灯，烛光辉煌，地上铺了芝麻秸儿，踩上去“咯咯吱吱”响，这一切当然有趣。“初一特别起得早，梳小辫儿，换新衣裳，大棉袄加上一件新蓝布罩袍、黑马褂、灰鼠绒绿鼻脸儿的靴子。见人就得请安，口说：‘新喜’。”
　　向来以冷峻示人的鲁迅先生，也曾写过一篇《过年》，他自己说：“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炮，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炮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第二年除夕之夜，鲁迅写信对友人说：“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
　　刘绍棠先生笔下的过年，年味更浓，更香，更纯。他在《本命年的回想》中的过年是这样的：“除夕时，等到打更的人敲起梆子，梆声中才能锅里下饺子，院子里放鞭炮，门框上贴对联，小孩子们在饺子上锅之前，纷纷给老人们磕辞岁头，老人要赏压岁钱，男孩子可以外出，踩着芝麻秸到亲支近脉的本家各户，压岁钱装满了荷包。天麻麻亮，左邻右舍拜年的人已经敲门。开门相见七嘴八舌地嚷嚷着：‘恭喜，恭喜！’‘同喜，同喜！’”刘绍棠更看重的还是年节本身，是年味、年俗、年文化，这些在他的心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不过，也有反其道而为之的人。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的过年方式可谓特别。据说，他过年期间绝不看戏，甚至不许他的家人去看。这个长期在农村生活、体会过农民苦楚的大师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他选择的除岁方式，通常是奔波劳碌，其忧国之心堪为后世楷模。
　　过年的传统有很多，想过一个真正的年还真的不容易。林语堂先生曾做过统计，从除夕到正月十五，共有130项民俗，例如贴窗花、踏青、采摘梅花灯。现在年轻人改成了以听音乐、看电影、微博拜年等各种新奇的玩法欢度春节。因此，即使“年味”因时代变迁真的一度“变淡”，但那也只是暂时现象，看看每年春运多少中国人为回家吃一顿年夜饭而“在路上”奔波，就不得不为中国年的强大生命力和吸引力所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