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梁实秋的论战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件“热闹事”。一位文坛泰斗，气势正盛；一个后起之秀，锋芒毕露，但无疑都有过人的傲才。
　　1926年梁实秋回国，看了卢梭的一篇关于子女教育的文章，觉得不能认同，同年12月15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卢梭论子女教育》的文章在《北京晨报》副刊上。
　　一年后，梁实秋又将此文发在1927年11月的《复旦旬刊》创刊号上，当时鲁迅已定居上海，读到了这篇文章，看到梁实秋对卢梭提出了这番不同见解，就反驳他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支持卢梭意见的文章《卢梭与胃口》，发表在《语丝》周刊上。于是文坛上著名的“热闹事”开始了，两位年龄悬殊的辩友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事情或许到此应该为止，但是鲁迅仍然不放过梁实秋，接着又写了一篇文章《文学和出汗》，对人性进行了拷问，其实就是暗含对梁实秋的拷问。鲁迅的两篇文章发表后，梁实秋并没有立刻做出回应，直到1928年3月25日，梁实秋在《时事新报·书报春秋》上发表的《关于卢梭——答郁达夫先生》中，第一次对鲁迅做出了还击。看老先生怎么应对吧，4月10日，鲁迅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头》。
　　面对鲁迅不客气的文风，梁实秋在深感震惊之余，不能不接受这一严重的挑战。应该说，对文坛前辈，他过去一直是很敬重的。而现在，他不得不拿起笔来应战了，尽管他十二分的不情愿。
　　多年以来，鲁迅在文坛上以一支笔横扫千军，所向披靡，一直慨叹碰不上一个像样的对手而感到孤寂无聊。现在，凭借直感，他明白终于碰上了一个理想的辩手，先生的情绪立即亢奋起来。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写出了一大批火药味更浓的文章，像集束手榴弹般朝对方掷了过去。
　　但总的说来，论战还是在文艺范畴之内进行的。但是，由于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也更复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背景下展开的，随着论争的深入，范围在逐步扩大，论战也逐步升级渐入高潮。
　　1929年9月，梁实秋在《岁月》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两篇文章，梁实秋在用这些文字来反驳鲁迅关于文学有阶级性的思想。连续两篇文章没有得到鲁迅的回应，梁实秋或许有些对着空气打拳的感觉，大约由于不甘心，10月10日他又发表一篇《“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
　　这一次鲁迅真的开始回应了，鲁迅连续作了两篇驳文，一篇是《好政府主义》，针对梁实秋早先的那篇《“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另一篇则是标志着两人论战进入高潮的，鼎鼎大名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看到鲁迅的回应之后，因着编辑《新月》的便利，梁实秋一口气发表了数篇反击文章。   
　　这场历时8年的辩论，在鲁迅逝世之后落下了帷幕，没有输赢与高下之分，倒是给无数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充分展现了两位文豪的才华与智慧。晚年的梁实秋在回忆当年这位辩友的时候，也给予了中肯的评价，言语间充满了敬佩与怀念之情。
　　据梁实秋的女儿梁文蔷在回忆父亲梁实秋的时候这样说：“父亲生前不大提他与鲁迅的是是非非，那时我们在台湾，鲁迅的书与毛泽东的书一样，都属禁书，所以年轻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过节’。直到后来到了美国我才陆陆续续读到他们当年的文章。”有一次我问父亲：“你当年和鲁迅都吵些什么？”父亲回答很平静，他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两个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其实他还是很欣赏鲁迅的文学的。
　　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其实大众眼里，“针锋相对”的鲁迅与梁实秋，虽然在文章上斗得难分难解，而实际在内心恐怕彼此都互相欣赏的。正如酒逢知己千杯少是人生一大乐事，而棋逢对手相过招恐怕也很过瘾。只是有才之人往往恃才傲物，当年陷入论战之中的他们，恐怕很难低头承认对手的这种欣赏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