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种上小麦，乡亲们便在热闹宽敞的地方，拉出一根电线安上明晃晃的白炽灯泡，摆上一张八仙桌外搁四条板凳，一个简单的说书场就这样搭成了。我们早早吃过晚饭，便围坐在八仙桌旁边，只听醒木“啪”的一响，说书人一句“话说天下大事……”，于是，一场说书就正式开始了。
        镇上出了一位有名的说书艺人，姓朱，名字中有一个芳字。一年中约有半年的时间不在家，他常常走南闯北，三里五村的去说书。刚一回到家便被乡亲们请来，他带着两个女儿，都长得跟花骨朵似的，经常陪着他帮忙拉弦子敲梆子。每逢说书，只见男女老少围坐在一起，朱先生身着长衫，手拿折扇，摇头晃脑，指手画脚，嘻笑怒骂，表情夸张，时而扮男，时而扮女，令人目不暇接，啼笑不止。说到诙谐幽默处，场内不时爆发出哄堂大笑，人们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说到悲苦伤情时，朱先生的豫西腔声音嘶哑，如泣如诉，声泪俱下。在说书中间遇到高潮处是要穿插唱的，大女儿拉弦小女儿敲梆，朱先生便拉开嗓子开唱了，有时唱得非常高亢振奋，有时唱得非常悲苦凄惨，听众也往往情不自禁，泪流满面，再加上弦音低沉，似断非断，悲从中来，整个书场无人不悲、无人不恸。我坐在人堆里，似懂非懂地看着人们的喜怒哀乐，常常听得我如痴如醉，仿佛身临其境。
        朱先生最擅长说的书是《海瑞罢官》《三侠五义》等，大都是清官断案的故事。每次说书他都会说出一个完整的故事，然后再引出下一场，至少连说三个晚上。每当他用醒木一拍，说到“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时大人们都纷纷起身，搬着凳子回家了。我总是走得最晚的那个，翻翻朱先生说书的本子——后来才知道那叫梁子，摸摸那把暗色的弦子。本子是用白纸折叠手工做成，四周都磨卷磨毛了。那时，听说书和看戏一样，滋润着我们幼小的心灵，也丰富着乡亲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朱先生的大女儿后来嫁给了外婆的邻居，我常常听到从隔壁院子传来的弦乐声。小女儿呢，找了一个外地的上门女婿，朱先生故去后，他的小女儿做起了土产生意。有一年农历三月十五，我和孩子们去赶南嶽庙会，特意在她的摊上买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可她已经不认识我啦。
       街上流行收音机时，十二点到十二点半是评书连播时间。我们十二点放学，下完课就急急忙忙赶回家要听说书。其实呢，从路边各家各户都传出了说书声，一路走下来能连在一起一点也不会落下，到了家里还能接着继续听。课间同学们在一起交流英雄人物的事迹，狄仁杰包拯展昭海瑞……我们都是他们的粉丝，丝毫也不亚于今天的追星族。那时候评书连播就像是下饭菜，我们边吃饭边听说书两不误，幸亏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一个钟头或者两个钟头连播的话，我们肯定要磨磨蹭蹭一碗饭要吃上一两个小时呢。从收音机上听说书人物多起来了，不仅有古代还有现代不仅有中国还有外国还有科幻人物传记等等。后来在电视里看到了当年广播上只听其声不见其人的那些老艺术家们，一开口，那声音和当年一模一样。
       现在我们的日常被电子产品塞满，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而我还保留着小时候的习惯，每天都要听一段，是为了延续当年的情感还是为了怀念逝去的岁月？我也说不清。昨天晚上我和上初中的儿子散步，他指着道路旁边的一辆车问我，上面写的“送戏下乡”是什么意思？我打开话匣，和他讲起我小时候的故事......看戏和听说书是我们当时主要的娱乐形式和文艺滋养,那种场景可能再也回不来了。现在流行文化快餐，孩子们从电视上看到了戏曲和评书被改编的电视剧,却无法与我年幼时看戏和听说书时那种生动有趣、热闹非凡的场景比拟啦！
       说书这种流传了千百年的传统曲艺形式是日渐式微了，从宋的讲史、元的平话到茶馆里、露天书场的艺人的说书，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如何让现在的孩子们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艺术形式，如何更好的传承下去，而不是没落和消亡？这也许是我们应该思考的话题。